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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地铁站避孕套广告被撤:失语的性教育如何破壁?
【信息时间: 2019-08-10 10:36:14   阅读次数: 】【字号

 据《南都周刊》报道,8月初,深圳后海地铁站出现大面积避孕套广告,不少市民因感“不适”,向深圳地铁有关部门进行投诉,建议整改。广告已于8月4日全部撤下。

报道一出,立即在微博上引发热议。一些网友表示,广告本身并没有什么低俗露骨的成分。相反,其设计精美,文辞含蓄,为何还要被撤除?也有人反驳,广告引起反感,可能是因为数量过多,造成“精神污染”。而另一股主流批评声音则质疑道,为什么避孕套广告因引起“不适”被拆除,人流广告却能大行其道?这是否变相鼓励意外怀孕女性选择堕胎,而非选择安全性行为?


深圳后海地铁站的避孕套广告

实际上,人们对这两种广告比例失调的关心,反映出对当代中国意外怀孕、人工流产问题的巨大忧虑。在一片薄薄的避孕套之下,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性观念的博弈:保守者要为道德的纯洁捍卫他们的城市景观,革新者则要求撕开廉耻的遮羞布,正视性观念陈腐、性教育缺失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避孕工具的商业宣传能否提高安全性行为意识?

无独有偶,2017年,避孕套与人流广告已在国内引发过一次舆论风波。“为什么避孕套广告被禁止刊播,人流广告却满天飞?”腾讯网与凤凰网将“法律规定”的客观因素放在第一位:“1989年,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《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》,而1998年更进一步明确:‘安全套’(避孕套)是与性生活有关的产品。而人流则属于医学范围,所以能和狐臭、性病一样登大雅之堂,明目张胆地广而告之,又因为其专业程度高,且发展到‘无痛’的境界,因而能成为正规广告堂而皇之地入驻公共场所。”

然而,早在2009年,中国即正式加入“世界避孕日”的宣传。2014年,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更废止了“避孕套广告禁令”。自此,所谓的“法律规定”不再对避孕套商业宣传构成阻碍。如同在此次事件中,避孕套能登上深圳地铁站是合规合法的,自上而下的官方禁令早已不复存在。其撤回原因,是自下而上的“不适”感。

同样在2017年,印度的一则避孕套广告,也因引发保守人士的不满而被强行撤下。是年九夜节前,印度最大避孕套公司“曼力”的广告出现在古吉拉特邦的城市街头。这些巨幅广告牌上,是“曼力”的品牌大使、宝莱坞女星Sunny Leone和一句双关广告词:“在九夜节玩耍,但要带着爱”(Aa Navratriye ramo, paraantu prem thi)。

然而,这样一则“不露骨”的广告还是引发众怒,人们称这是一次低级的营销。时任印度全国贸易商联合会秘书长Praveen Khandelwal认为,广告通过双关语,以九夜节的名义,鼓励年轻人使用“曼力”避孕套是不道德的。“九夜节是一个神圣的节日,象征着女性力量,将避孕套与这个节日联系起来让人十分不快。”

不过,也有部分人认为,这次避孕套广告的刊登,或许可以降低不安全性行为发生的概率。据印度媒体报道,节日期间,狂欢氛围以及家长稍作放松的管教,为年轻人性行为制造了不少机会。一些性行为完全没有保护措施,造成意外怀孕人数增长。


印度古吉拉特邦街头的避孕套广告

从印度避孕套广告支持者及中国网民的发言评论中,不难看出,二者将避孕套商业宣传受打压同意外怀孕关联起来,认为避孕套广告有利于提高安全性行为意识。的确,商业广告作为一种信息渠道,能够丰富大众的避孕知识;或者说,至少让一种避孕措施进入大众视野,让他们知道这是一种良好有效、低成本的选择。

在2014年,《中国发展简报》曾刊登一封女大学生来信:“我在整个成长过程中,几乎没有在任何电视广告、杂志广告上面看见过安全套等避孕用品的宣传。相反,我却在各种车站站牌、电视广告上面看见了非常多无痛人流的医疗广告……我听过一名做大学生心理咨询的朋友说,她的学弟学妹们大多抱有‘无需戴套、避孕就是流掉’的误解。缺乏商业宣传,让很多朋友把人流当成避孕方式,而忽略了还有很多避孕方法可以使用。”

在缺乏正规性教育的情况下,商业广告提供了一种不太理想的性知识补充。从“喜鹊来了”的“三分钟无痛人流”广告里,儿童对“生育”有了一个模糊的了解,长辈口中的“垃圾坡”论开始逐步瓦解。专治不孕不育症的广告,则或多或少地塑造了一个观念——与生育相关的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。

然而,以营销为目的的商业广告,始终不是性教育的理想途径,更甚者,它扭曲了受众对性的认识。诚如女大学生信件所说,铺天盖地的人流广告间接地塑造了错误的避孕观念。21世纪初期流行的隆胸广告,是否也在启发人们——尤其是儿童——对身体探知的同时留下对未知朦胧的恐惧?

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名妇科医生表示,尽管避孕套销量增加,但节日后青少年怀孕率走高的情势依旧没有转变。如若没有相关的安全性行为知识,那么购买甚至使用避孕套,都有可能只是空架子,无法有效避孕。归根结底,性教育不是避孕套等商业广告的最终目的和责任。避孕套广告的刊登是社会性观念转变的一个标志,或者说一个成果,而非性教育本身。

避孕套广告风波的核心:性教育缺失

在深圳避孕套广告风波中,“人流广告”成为评论热词。与其说这是一种“反意外怀孕人流”情绪,不如说是对性教育缺失的呐喊。

2013年,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,中国每年人工流产达1300万人次(不包括药物流产及未注册私人诊所数字),并出现低龄化问题。在婚前性行为女性青少年中,有20%意外怀孕,其中91%的人选择人工流产。

不少人流广告以无痛、低价、便捷为噱头吸引目标群体。然而,同未被普及的安全性行为知识一样,人工流产可能带来的隐患未被充分认知。在此次深圳事件中,网友对人流广告大为流行的愤怒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:意外怀孕是“消费”人工流产的主要人群之一,而这些意外通常是由于避孕知识的匮乏导致的,代表安全高效避孕手段的避孕套不断遭受上下打压,人流却能借助“医学”的光环占据大众的视野,这是性观念陈腐、长期缺失性教育的后果。

从孩提时代,性便是无法言说、若即若离的灰色地带。我们对性的模糊第一印象,可能来自父母长辈不经意的露馅——或是他们自认为儿童无法理解的对话,可能是同龄人间的道听途说——或是教室里出现的一只避孕套。我们只知道,把避孕套带到学校当玩具的人、传播污言秽语的人要受罚,至于他们从哪里搞来避孕套,从哪里听来这些话,又是一个未解的秘密。总之,一切都是带点猎奇色彩的秘闻,我们的眼睛上有桃色的软纱。


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剧照

2018年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中国初级中学性教育实施状告”报告总结,我国教育界目前推行“融入式性教育”,即在其他相关课程,如生物、卫生、体育、思想品德课程中融入性教育,没有必要再开设专门课程。抛开课程内容“蜻蜓点水”等问题,课时也因应试教育现状遭到挤压。

相关人员也表示,学校缺乏能够开展专业性教育的人才,性教育的责任因“融入式”设计分摊到不同学科教师手上,这些未经专业训练的教师教学效果如何,令人担忧。羞于启齿的教师站在台上磕磕巴巴,在台下的学生是否会将此视作性的又一次猎奇体验,不得而知。

美国、荷兰等国家的相关研究显示,有效的性教育能够大幅降低青少年意外怀孕、非妊娠意愿堕胎等问题。《大西洋月刊》通过整理美国与荷兰性教育相关报道、对比数据发现,提早进行全面的性教育不仅能提高安全性行为意识,同时,也能培养人们的性别、性取向平等意识,从而减少性虐待、欺凌问题。

在荷兰,儿童四岁时便开始在幼儿园接受性教育。同中国及美国的生殖器触碰、裸体禁忌相反,幼年时期,荷兰儿童触摸自己的生殖器不是什么值得大喝的事,儿童裸体在户外玩耍亦被视作常态。医疗中心为父母提供指导手册,帮助他们了解儿童对自我身体探索的需求。六岁时,他们能够系统地学习男性与女性的生理区别、生殖过程、探索对自己身体的掌控,以及边界问题。

荷兰被评为全球最性别平等的国家,其性教育涉及内容十分广博,远超出了生物与解剖学的范围。三年级的孩子会学习何为“恋爱”,包括如何对待他们喜欢的人。中学以前,他们还学习性别、性取向多样性,如何采取正确避孕措施,并且思考在什么年纪进行第一次性行为。


荷兰幼儿园的性教育课程

在中国,因系统性、强制性性教育的缺失,性的祛魅始终未能完成。与性行为直接相关的避孕套依旧是保守者眼中不可直视的桃色符号。相反,代表着意外怀孕的人流作为性行为结果则没这么扎眼。因而,人流广告在生活中随处可见,避孕套广告却在公共空间不断退闪。

在此语境下,人流于革新者而言,是性观念扭曲压抑的象征,是整个集体失语后的沉痛。意外怀孕下的性别不平等、性暴力等问题,更是尚未被暴露的深渊。

面对避孕套广告,究竟谁感到“不适”?

再次浏览这些表达愤怒、忧虑的评论时,会发现这些表达中或多或少掺杂了对“感到不适”者的讽刺。透过网络平台,革新者的声音、诉求无比清晰地呈现,要求撤回广告的市民则面目模糊。但在现实中,他们才是诉求得以实现的群体,代表了主流的性观念。

这些人是谁?在保守与年龄层、地域、收入、教育水平挂钩的刻板印象中,他们应该是长辈,应该是“小地方”来的人,应该是“只接受传统教育”的人……他们可能是所有人。

诚然,千禧一代、大学生、沿海城市人群、高新白领层或能凭借经济、教育、地域等优势获取更多信息,掌握更多与性相关的知识,但这不能与荷兰,或者说理想性别教育所建立的性观念画等号。在巨幅避孕套广告的审视下,看似有着开放、健全性观念的人也有可能默默低头前行,而非驻足欣赏广告艺术的美感。性依旧是一个巨大的沉默空间,尤其当我们置身家庭之中。

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社会现象是,无论我们在网络、同龄人、甚至隔辈人间展示了怎样的“性脱敏”,回归家庭,大多数人立马被打回“无性生活”的原形。暂且不管人们在谈性时,究竟在谈什么,脱离家庭角色后,任何家庭成员都有可能在外人面前将性作为一个话题,如朋友酒桌上的戏谑,或是网络上的愤然不平。

然而,大多数情况下,家庭是永恒的无性场所,性行为被悄无声息地驱逐出境。即使父母与孩子双方都是成年人,在收银台前排队付账时,他们总有一种默契:架子上花花绿绿的避孕套绝对是双眼的禁区。


收银台附近的避孕套货架

性教育不仅是学校、博物馆、科学馆等公共系统的责任,家庭性教育对于树立良好的性观念至关重要。然而,这却是当代中国性教育最缺失的一块。父母对性的态度大多是闭口不谈,或假设子女在学校中已经受到“足够”的性教育,不需再在此敏感禁忌话题上多谈。对青少年时期的子女,则多采取隐晦告诫的形式,嘱咐其“要小心”。而子女纵使性观念较为“开明”,亦在此话题上对父母闭口不谈,加深缺乏交流的恶性循环。

如今,官方虽不断紧缩公共空间中的性表达,但网络上不乏自由讨论、传播知识的声音。与之相较,作为社会基础单位的家庭依旧是一潭死水。不论我们在网络上的表现多么激越,回到家庭,多半又面临失语的境地。如果上周一起走过深圳后海地铁站的是父母、祖辈,是否人人都有可能“不适”?

性,何时才能在家庭破壁?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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